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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们的美丽乡村今时

发布时间:2019-09-29 13:56:22 阅读: 来源:缠绕膜厂家

保护我们的美丽乡村

7月21日至24日,由贵州省文化厅和同济大学、法国文化部建筑遗产司主办,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外国专家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法国建筑与遗产之城承办的“2013年中法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贵阳、黎平县地扪古村落召开,会议的主旨是保护传承乡村文化遗产,推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本次研讨会作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延伸,意在对贵州工业化背景下,推动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利用乡村传统智慧促进环境、资源、文化协调发展,是贵州与法国文化部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发展和中法文化交流合作成果的具体体现。会议共有中法专家70余人参加,20余人作专题报告,会议就“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乡村文学与艺术”、“中法建筑遗产保护联合设计”等进行热烈讨论,深化了贵州与法国文化部的合作,形成了近期的合作框架。以下是部分专家发言的摘要。

贵州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历程

及理论前瞻

陈顺祥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文化遗产是指基于传统农业文化背景,在人类与自然长期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聚落型文化遗产。从形态上而言,它是由多个建筑或遗迹与自然背景共同组成的集群型文化遗产。从构成上而言,它既包括了物质层面的文化遗产,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固化了的文化遗产不同,乡村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甚至至今仍在发生着变化的文化遗产。正因乡村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其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十分强烈,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先进方法,提倡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村民共同参与的机制,才能使乡村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保护和合理的持续发展。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是一个山地占90%以上的内陆省份。历史时期,由于交通不畅造成的地理分隔、民族不同带来的文化异质、经济差异引起的地区差别,造就了贵州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贵州文化、文物、建设、民族等部门推进的民族村寨、文物保护单位、生态博物馆、历史文化名村、村落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使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不断丰富、视野不断拓展,并形成了贵州特色的理念框架。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以侗寨为例

周 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既具有中国一般传统村落的特性,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体现在文化的相对独立和脆弱、社会的内向性和相对封闭性、产业的自足性以及条件的落后性。针对这些特殊性,传统村落保护的路径是什么?传统村落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村民和村落社区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如果我们希望传统村落由村落社区自觉地去保护,继续由村民传承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如何提高村民的收入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

侗寨的传统民居存在防火、保暖、隔声、卫生诸多问题,村寨也缺乏各类市政设施。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与此同时,外来的和自上而下的保护往往会事与愿违。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一个协调各方的保护规划,包括村民、社区、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甚至包括投资者和资助者。二是保护活动缺乏持续效益,绝大部分保护活动后续效应不大,也缺乏后期的评估。三是各项保护活动相互独立,无法形成整体的综合效应。

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都是外来的和自上而下的保护引起的。所以,核心问题是没有将村民和传统社区纳入到保护的机制中来。村民在这些保护活动中往往处于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的位置,当然也没有对村民收入的提高带来持续的和本质上变化。

旅游是少数民族传统村寨独特的发展优势。虽然现在不少侗寨开始发展旅游业,但由于是按照“景区”建设的思路,而将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变成了一个个“旅游社区”。在“旅游社区”里,由于旅游公司或政府的景区管委会在利益诉求上与村民和社区并不完全一致,同时现有的合作模式更多的是垄断、购买、雇佣关系,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需要首先满足村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社区的发展,因此就需要村民和社区全面参与到旅游的各个方面,并通过旅游的发展带动村民能力的提高。

文化景观的理念与

村落文化遗产保护

杜晓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景观是由大自然与文化形成的复杂和持续的复合体,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由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文化的独特性,该区域拥有大量的村落文化景观类型的文化遗产。而这类文化遗产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时代的前行中,其变化是必然的、常态的,这种流动的过程也正是文化景观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表现。而对随时都在变化和动态中的人与自然进行合理的规划、保护和管理,是文化遗产工作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课题。

对于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文化景观的理念可以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的意义:关注文化遗产与自然的关联性,拓展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任何一个文化遗产的形成都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更加注意人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非物质性的价值;为文化遗产提供了整体保护的方法论。

贵州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

变迁与利用

但文红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村落文化遗产是当地自然、文化与经济的综合体,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贵州村落文化遗产蕴藏了丰富的人类适应自然的生态智慧,保留着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创造了不同族群和谐共生的多样性文化智慧,是山地稻作文化的典型代表。全球化过程改变了贵州村落文化遗产延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受正式教育水平的青年一代,普遍接受外部文化的物质性和功利性,急欲改变相对较低的经济收入,对保持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认同,试图抛弃村落文化的生态智慧、文化智慧,出现村落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的困难局面。村落文化遗产利用不仅是实现村民生计转变、提高经济收入的途径,更是促使村民寻找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以传统文化价值传递为目标的村落文化遗产经济性利用。

村落体系的割裂导致“孤岛化”

孙 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奉行“规划先行”的方针。有的规划者在没有充分了解村寨的历史、现状和价值的情况下,就仓促动手编写规划,这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乡村文化景观是保护与发展冲突比较尖锐的复杂的文化遗产类型,其规划制定具有挑战性。

在制定乡村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之前,先要对这些地区的乡村作全面的调查,基本全面掌握现有村落的相关信息,才能进行一个民族或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各村落的价值比较,从中选择出不同价值层面的村落,并将其列入不同保护层级,然后由此确定保护的范围和保护的重点。

任何村落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要保护一个村落,不仅要保护其本体,还要保护它得以存在的村落体系。要避免只保护一个或几个村落,而强行中断周围其他村落的自然演进传统,使被保护的村落失去继续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文化的孤岛,成为一个纯粹为旅游服务的固化和异化的历史陈迹。在当前合村并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村落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其血缘和亲缘关系,用行政的手段去强行割裂这种联系,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

乡村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包括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部分,还包括了这两部分文化要素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部分。因此,保护乡村文化景观不仅是保护村落建筑,还要保护这些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和环境,不断延续这些村落的文化主脉络,使之成为我们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姚远 整理)

把保护和开发的权利还给村民

伯特兰·戈夫里 法国玛丽山联合工会“大景观地行动”负责人

我们设立“大景观地”,目的就是要探索新的开发模式。为此,我们认同这样的理念,并将之作为工作的原则:尽管这是国家保护的地区,但所有的开发和管理权都应该属于地方的管理者,无论是景观保护还是经济开发,都应该由地方来负责。

保护景观地,最好的工具不是法律,也不是政策,而是人。当地的居民是保护工作的核心。事实证明,尊重当地居民,把开发和管理权交给他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定义景观地的规模。扩大区域范围,将相关元素纳入景观地的管理中,并对景观地的承载能力进行评估,严格限定游客人数。

其次,保存景观地的特色。完整地保存景观地个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保存原生资源的同时,我们也考虑到游客的心理,让他们不仅看到如诗如画的风景,也看到人文景观、文化特色。

最后,给予居民足够的生活舒适度和社会发展度。只有让景观地有机地发展,才能让游客看到真正的风景,让他们能够真正融入景观地,同时推动本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在景观地、游客和居民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要在保证居民日常生活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景观资源,保留每一个景观地自己的“场所精神”,并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姚远 整理)

文化遗产应处于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

吉·安斯林 法国建筑与遗产之城主席

我们的做法,就是在继承和创造之间、在记忆和发展之间、在教育和传播之间进行互动。

我认为,文化遗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生活质量和发明创新的“生力军”,必须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位置。我们要通过跨文化交流及大众的参与来实现保护和发展的目标。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是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和谐相处的催化剂。为此,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必须兼顾文化遗产的保护,避免短期商业行为带来的破坏。同时,在保护工作中,应当采取多样性的工作方法,这是成功的保障。统一、标准化的方法只能实现毫无和谐可言的“依循守旧”。除此之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要注重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社会和人类的积淀。(姚远 整理)

法国山区公共政策与风景政策:

土地资源共同财产的管理

雷吉斯·安普瓦兹 欧洲议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让·布赫利欧 世界山区人民协会副主席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9年)以及19世纪初,农学家们从山区得到灵感,提倡一种对村庄进行社区化组织、结合利用专有技术和优美风景的发展模式,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工业的发展及其所需要的劳动力打破了这一模式的平衡,两次世界大战则加速了山区劳动力的外流,这一现象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又进一步扩大。

山区农村劳动者的离开演变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侵蚀、崩塌、火灾、生产质量的丧失等等,随着旅游的大众化,山区的建筑与风景遭到破坏,旅游产业意图抢占这些地区,将其“殖民化”。

1972年起,保护与发展山区的一系列举措开始实施:监管措施、国家拨款、为地方生产模式和风景资源贴“标签”作标识等,1985年颁布的相关法律中指出:山区作为公民的共同财产,其发展必须在对旅游、环境和工业的开发与采伐加以控制的条件下。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深入,人们重新开始思考山区农业的问题,探寻新的生产方式。事实上,在过去的这几个世纪,他们已将山区特有的文化与知识转化到生产中,通过对他们的土地资源共同财产的管理,使得本土资源的价值以及条件不利的地区的价值均得到提升。他们找到了多种新的商业化形式,这些形式均建立在识别和认可生物质量的基础上,并且是短线路的商业化。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有兴趣的合作伙伴,来共同致力于这片多功能的土地空间的保护与发展。

(2013年10月1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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