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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审宣判全文五图片

发布时间:2020-01-14 18:27:06 阅读: 来源:缠绕膜厂家

马英九特别费案 一审宣判全文(五)

乙、实体部分

一、本案被告马○○所涉贪污罪嫌,其根由无非系其所使用之台北市市长特别费以领据核销之半数所生疑义,开宗明义,本院必先针对特别费之制度详加论究定性,始能厘清相关争议。

(一) 特别费之历史沿革 1、宋代之公使钱按特别费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钞制度,货币广泛流通,却也导致通货膨胀,百官除正俸外,尚有公使钱之补贴。学者林天蔚认为当时的“公使钱”及“公用钱”之制度,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为首长之特别津贴,可以私入、自俸;后者乃官署之特别办公费,用于招待来往官吏、贡使、犒军及其他特别用途。盖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叙明,就同一官职之公用钱必多于公使钱,且依宋史卷一二七“职官”公用钱条以“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故公用钱有帐籍,用时须副署。公使钱则无此规定。公使钱依“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而用和悉用为军费。”(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李用和传”)、“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经独斥归有司,唯以供享劳宾客军师之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向传范传”附“向经”),可以尽为私用。惟因首长官吏“因公差使”之“公使钱”,亦可使用官署之“公用钱”,用钱之际职责难分;且“公使”、“公用”均是“因公使用”之意,以致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或有混用“公使”与“公用”之处。从而,公用钱有帐籍、须报销者,窃用者有罪。如岳阳楼记中之主角滕宗谅,即因任意使用公用钱馈遗游士、犒劳民兵而被贬巴陵。公使钱则因可以私入而无此问题。亦有认公使钱即属公用钱,如“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谨照周礼地官有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则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何独圣朝,顾小利而亡大体?且今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今减省得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养得士兵一十八人。以十八人之资,废十余郡之礼。是朝廷未思之甚也!”(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议)。赵瓯北之二十二史撘记、王铚之燕翼诒谋录、方豪之宋史、日本学者佐伯富均将公使钱认属公用钱。亦即公使钱,为宋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所有用以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亦作为犒赏军队之费用,但亦依例可私入、自奉。

2、民国之特别费与国民党政府迁台之重新建制自民国以来,特别费制度亦已存立,国民党政府迁台前,部分机关首长早已有特别费支给。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国家”百废待举,经费拮据,各机关首长特别费均已取消,仅余五院院长有之。1950年起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内五院院长均编列一定数额之特别费。然各部会首长在其主管业务,因公务所发生之必要费用,却无款开支,或由私人赔垫,或在其他经费项下借支,故为达成推行政务之目的,“审计部”1951年之审核1950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报告书建议自1952年起在原预算范围内,给予一定款项肆应,恢复对各部部长酌列特别费。1952年1月“立法院”各委员会联席会议则以各部会首长特别费应由“行政院”统一核定月支数额,庶使因公开支之招待与捐赠各费得作正列报。并要求五院院长特别费说明栏应加“包括代表本机关因公之招待与捐赠,并检据报销,不得作私人馈赠与个人津贴之用”。“立法院”预算委员会1951年12月8日之审查报告,亦要“行政院”就特别费之编列,应迅予统一标准及支给办法以资划一及合理。从此特别费重新建制,扩大其适用对象而发展迄今。此由15年后即“监察院”1967年度正字第1号纠正案,载明当时特别费之编列“中央机关”共有71单位,包括“总统府”、“国防部”及三军总部,五院所属部、会、署、局、机关学校,“福建及新疆省政府”、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国民大会”秘书处、“中央研究院”等;台湾省级机关则计有15单位,特别费成长扩张之速度,可以想见。

(二) 特别费恢复当时之性质及用途特别费之性质及用途,依目前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所能寻得存有最早公文书中之记载,即“行政院”1951年度追加特别费之说明,特别费之性质乃“在执行公务上之特别需要,及因此一职务关系事实上无可避免之种种特别需用,而单设之一项经费,纯为因公支用,支用之单据均须存备审计机关随时查核。”。

(三) 用途则胪列有(一)宴请与招待:为公务上或礼仪上之需要,须举行宴会。如对外国使节、友邦军事人员及其他驻台人员、外国议员、名流、专家、记者及国际友人,酌予宴请,此不仅为礼仪上之表示,且在外交联系上有其必要。至对本国人士,如克难英雄、模范农民、模范人士、有功人员、各部会工作人员等,因其工作辛劳,酌予公宴,藉资鼓励慰劳。对府院部会及地方政府各级负责人员、军事首长、民意代表、各政党及各界领袖,酌予宴请,以便交换意见,推行政务;又为加强与海外侨胞之团结,对来台劳军致敬之侨胞,更有酌予宴请的必要,此均系行政院长在其职务上无可避免的开支,而非私人间之酬酢。招待则指短期驻留之宾客,供应膳宿或举行茶会、酒会等而言,以敦友谊。(二)馈赠:如对外宾薄致土产、礼品或纪念品;对生活清苦之勋耆适时酌为馈赠,以表政府系念与敬意,遇有疾病、亡故,关于医药所需及其他等道义上之捐助等。(三)捐赠及补助:对爱国运动、慈善团体、公益事项之捐助,其他如对反共抗俄文化教育事业、意外灾害及对调院保护院长安全之警卫人员的适当补助等。(四)其他:不属于以上各项的特别支用,如各种纪念节日府院门前搭建各种彩牌费用之摊认、岛内外搜集资料费用之支付等。由此可见,特别费系属因公支用之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而所谓因公,则范围相当广泛,凡与首长职务有关礼节、联系、鼓舞慰问、意见交流、敦谊、政务推行均含括在内。

(四) 特别费之重新建制之旨趣及属性 1、依前开“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及“审计部”之意见,特别费确为实质补贴考之前述特别费恢复之理由,审计部表明既在避免首长个人垫付,亦不欲任意挪用其他机关经费支应,而因公之范围广泛,正面详列未及,负面则排除作为私人馈赠与个人津贴,足见特别费系就首长个人因执行公务所生之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等,避免其私人所得垫付之费用,而首长之垫支无非系由薪水而来,是特别费系在补首长薪水之不足,自不待言。复由前开“监察院”1967年度正字第1号纠正案亦指明“依照’行政院‘规定,特别费须用之于因公‘酬应’及‘捐赠方面’,且应检同原始凭证列报,揆其编列此一科目之用意,显在于因身为机关首长者不能不有所酬应,而统一薪俸待遇所得,难以支付,故不能不另行编列预算以应开支,此乃人情之常,本院自亦无不许列报之意。”,其中更进一步说明“查‘国家’公务人员待遇原应以本俸为主,补助俸为辅,至特别费则仅为某一特定情形下不时之需。是以古今中外各国未有补助俸超过本俸者,亦未有经常普遍给予机关首长以特别费者,否则何以名之为本俸,何以知其为补助性质?又何以见其确为特别必须之支出哉?今为之计,“行政院”允宜提高公务员之本俸待遇为正本清源之途”,“监察院”亦明白同意,特别费系对首长薪俸待遇不足支付之因公支出之贴补,与司法税务员警人员之补助俸(即今之所谓“专业加给”)同一看待。尤其,“监察院”该次纠正特别费之背景,系针对当时“国家财力”窘困,未能依俸给法办理,而由“行政院”统一官吏薪俸,然特任官与雇员差距极小,故当时以高于本俸数倍之特别费弥补之背景。准此,不论“行政院”1952年之说明抑或1967年“监察院”之纠正,谓特别费为首长之实质补贴之性质,从其特别费之重建目的及嗣后发展来看,并无托大,更非现今始有之创见。

2、“行政院”长期未将特别费法制化即在维持实质补贴“监察院”早在1967年时指明“行政院”不应编列超过本俸之特别费以为补贴,且依公诉人论告时所称前“立法委员”邱垂贞、彭百显以就首长特别费之编列及欠缺法源基础提出质询(见立法院公报86卷第4期院会记录),“行政院”却仍然使用“中央各机关特别费列支标准”或“中央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特别费列支标准表”。直至“立法院”在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五院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特别费应立法订定支给标准”,“行政院”始于2007年才拟定“各级政府机关特别费列支条例”草案。“行政院”1951年来,迟未就首长特别费给予法制化之地位。参以证人即前“行政院”主计处第一局局长副主计长及前人事行政局长张哲琛于本院审理中到庭结证以“当时为何‘行政院主计处’会编列首长特别费之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首长所管辖之业务范围非常繁杂,而且所属员工人数众多,所以难免首长会发生因公所需有关交际、应酬、馈赠等支出需要,如果这些经费支出由首长待遇项下支应,由于在四十年代初期首长待遇偏低,恐无法支应,而且由首长待遇项下支应并不合理。二为“行政院主计处”要订定首长特别费之支领标准最主要是基于管理控制的目的,如果没有一个支给标准之订定,往往各机关首长对于上项的开支很可能会在机关的相关预算底下支应,这时候必然会造成就支领的多少不一产生不公的情况形成浮滥或浪费,第三、我们可以说为何不将首长特别费纳入待遇支给之项目,最主要因为首长副首长特别费支给之对象除了首长副首长之外,还包括独立单位之主管,所谓独立单位即依据认定是组织独立、预算独立、人事独立,包含各级学校之校长及常任文官在内,如果将首长这些有关主管的特别费纳入所得,必然会形成高低所得差距会拉大,很可能会违背我们公务人员俸给法所定及俸给法所定高低所得不能超过五倍的限制。

综上所述我所提出特别费编列之原因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预算之编列如同“法务部”、“行政院主计处”对外所说明是对于首长、副首长及独立单位首长个人的实质补贴。”等语(见本院2007年6月5日审判笔录),与前述本院阐析相照,证人所言,并非子虚。益认特别费确是“行政院”对首长个人因公支用所需,在法定薪资制度外所为之实质补贴。而“法务部”于2006年11月30日于“行政院院会”出具法律谘商意见以“数十余年来惯例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具有‘实质补贴’性质之业务费用之一”的意见,亦属的论。

(四)特别费核销之方式及演变 1、特别费核销方式之历史分期再就特别费重建后之核销方式,依上述1952年“立法院”各委员会联席会议意见,重建肇始之特别费,其核销需检据报销,并存审计机关随时查核。1973年复鉴于预算在执行时,各级首长在事实上难免有若干机要性质之开支,无法取得原始单据,“行政院”爰参照“审计部”的意见,增订在特别费半数范围内,可以首长、副首长领据动支。“行政院”1973年6月29日台62忠授五字第4112号函表示:“各机关特别费均在原列预算内,做为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支用时应检具原始凭证列报,倘有一部份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此项领据列报数额,最高以特别费半数为限。”(见公诉人补充理由书九)。之后“行政院”相关令函包括1977年6月22日(66)忠授字第3274号函、稿亦称:“特别费系作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正式支用时仍应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分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将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此项领据列报数额,最高以特别费之半数为限。”,“行政院”1983年6月26日台(73)忠授字第04854号函称:“上项特别费系作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实际支用时,仍应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其数额最高以特别费之半数为限。”,“行政院”1998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 2号函载有:“前述特别费报支手续,仍以检具原始凭证报支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特别费用半数为限”,自1973年起已将特别费全部检据核销之方式,改为半数得以领据具领。迨至2006年,“行政院”又以2006年11月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6664A号函改以:“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等人员实际支用时,应依本院主计处订颁‘支出凭证处理要点’规定取得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其因特殊原因,不能取得者,应由经手人开具支出证明单,书明不能取得原因,并经支用人核签章后,据以请款。又上开支出凭证,应依会计法相关规定注明用途或案据等”,将特别费之核销又改为全数检据,且无半数以领据之弹性作法,纵有无法取得单据情况,仍须填写支出证明单为证。

2、特别费核销制度之内涵特别费核销之制度,无非对首长使用特别费之监督。从全部检据到一半领据再到全部检据观出,监督之重点即在于有无“因公支用”。易言之,特别费核销之审核机制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特别费重新恢复后,自1952年至1973年止,共21年,采严格标准需全部检据,需一一检视凭证,相关会计审计单位紧追特别费因公支用之宴请、犒赏、馈赠、捐助;第二阶段为62年之后至2006年止采宽松作法,一半得以领据核销,不以填写支出证明单为必要,毋须逐一细查,因公支用之严密探究,只剩费用额度之一半,另一半则以首长领据代之,首长出示领据即属因公支用而缓合,既能坚持因公支出,又可兼顾首长之自由弹性运用;第三阶段自今(2007)年起,改严中带宽,全部检据但得以支出证明单代之,转回固守支出全部逐项审核,而以支出证明单化解僵性之处。

3、小结准此,除反应出各时期彼时“国家财政”之时代背景,更能见诸政府既无法摆脱特别费为实质补贴,又不愿沦为纯粹私人所用,而从监督“因公事由”下手,故产生上述各时期对公务支出实质补贴之不同坚持程度与心态,其中一半以领据核销能够擅场多年,自不能忽视其优点所在。然特别费无法仅以提高公务员本俸而废止(事实上公务员本俸在1951年后之今日因政府多方考量下仍然不高),亦未能因政府其他预算科目之增加而取代之实质补贴特性。是第二阶段之特别费以领据核销之半数,乃系多方考量设计下,继续其实质补贴属性之权宜作法。

(五) “行政院主计处”以领据核销特别费半数之制度意义 1、领据核销之适法性被告支用特别费时,仍系以一半为领据核销特别费之时期。其之所以领据核销,用意何在,亦需深思。按政府各机关请用款项报销经费,均须取得适法凭证以为核销。行政院颁布之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4条第1项订明“各机关支付款项,应取得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该要点第2条并称支出凭证,系为证明支付事实所取得之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参酌会计法第51条规定,会计凭证中之原始凭证,谓证明事项经过而为造具记帐凭证所根据之凭证。同法第52条第2款,亦规定现金、票据、证券之收付及移转等书据为原始凭证之一。从而首长领据领取特别费时系表示特别费之收付、移转书据,自属会计法所谓之原始凭证,并为支出凭证处理要点之支出凭证。此亦经证人张哲琛、赵小菁、林秀风、周秀霞到庭结证:首长领据为原始凭证无误(见本院2007年6月5日、2007年7月10日、2007年7月19日、2007年7月31日审判笔录)。以领据之原始凭证核销,为合法之核销,且为会计审计单位所认可接受,复经证人彭淑芳、赵小菁于本院审理中结证无讹(见本院2007年6月5日、2007年7月10日审判笔录)。而证人即台北市主计处处长石素梅、张哲琛、周秀霞到庭结证:领据核销特别费二分之一,已经核销完毕,并无经费剩余问题在卷(见本院2007年7月23日、6月5日、7月31日审判笔录)。

2、 领据核销取代支出证明单之目的在授权首长全权自由使用所领得之特别费半数尤有进者,早在上述“行政院主计处”在1973年将特别费改以得以领据领取二分之一时,当时“审计部”依“审计法”所制定、现已废止之“支出凭证证明规则”第3条已经规定“各机关支付款项,应取得受领人或其代领人亲自签名或盖章之收据;其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经手人应开具支出证明单,书明不能取得之原因,陈经主管人及机关长官或其授权代签人签名或盖章。前项收据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号代替签名或盖章者,经二人以上之证明,亦与签名或盖章生同等之效力。”,彼时之支出凭证证明规则,系针对所有政府机关核销凭证所为适用规定,就不能取得原始凭证之时,理应依照该规则之规定以支出证明单行之,然“行政院”却舍此不为,竟以函释方式免除特别费之适用,更进一步规范特别费半数均得以领据领取。若“行政院”改依领据领取之目的,在于公诉人所谓要实际支出而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则依前述支出凭证证明规则,“行政院”大可采行以支出证明单之方式要求首长具领另一半之特别费,如同“行政院主计处”自2007年开始所采行之方式亦系要首长在无法取得凭证时以支出证明单代之。特别是“行政院”从1973年起一再以函文强调得以领据领取特别费之半数,对支出证明单之部分毫不审酌。可见公诉人所持必须“实际支出”之理由,断非“行政院主计处”当时改弦更张之考量重点,“行政院”必有其他考量之重点。

本院综观特别费之存在意旨,既有前述补贴性质,但初期又要严格审认支出,确有推行职务因时间地点难以取得单据或所接触对象根本不宜取得单据之时,遂以首长具名领据支领二分之一方式缓和,非但免除以支出证明单需详列支出明细及不能取得单据原因而仍受逐一检视之掣肘,甚至授与首长对因公支出之裁量权限、使用弹性享有充分统筹运用之决定权,如此特别费不致因申领门槛过高无法申领而形同虚设。

3、领据核销即在维持特别费实质补贴之属性之相同意见证人张哲琛于本院结证称:当首长出具领据时,实际上已经完成核销程式,对于其支用会计审计部门,本于尊重首长之自主权不再加以追究(见本院2007年6月5日审判笔录)。证人石素梅亦于本院结证以:领据核销二分之一特别费,而不以支出证明单核销,就是在尊重首长统筹使用的权限等语(见本院2007年7月23日审判笔录)。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1985年度侦字第2564号不起诉处分书以:“首长特别费之半数,得由首长自由支用,并不过问其用途,此无非“国家”对机关首长之特别酬庸”;“行政院”主计处2006年11月30日对“国务机要费”及特别费制度之沿革及改进报告以:“50余年来,一向基于尊重、信赖首长、副首长,均由其统筹运用,采宽松弹性之认定,并未对其支用范围及内容作更明确的表列,此一作法已相沿成习,并形成行政惯例。各机关会计人员仅就凭证作形式审查,对于支用的内容及项目,则基于尊重首长、副首长职务需要从宽认定”、“法务部”于2006年11月30日于“行政院”院会出具法律谘商意见:“首长特别费系基于首长、副首长(以下称首长)个人职务上的特殊性、尊崇性而编列的经费预算,由其‘首长个人’单独支配使用,尊重其职务上的特殊性给予较多的方便性,具有较宽广的使用弹性,且因该等支出有偶发性、时效性、机动性、预支性等等因素考量,其目的亦在增进行政效能,在惯例上不作太多的拘泥与限制,主要因其担任首长职务,可能须额外支出费用”,亦均同本院特别费以领据领取之半数系供首长自由弹性运用之见解。

(六) 领据领取特别费已经发生因公支用,并无“尚未发生”情事,更以非实际上支出为必要 1、“审计部”函文所指“尚未发生”之真正意义斟以“审计部”2003年11月10日台审部壹字第02003年0005036号函暨签呈载明:“审计部函审计部各厅、覆审室、所属各审计处室及第一厅各科,应密切注意:各机关首长特别费是否有于每月月初于尚未发生时即先领取并入帐之情事,请各审计单位于审核各机关送审凭证或办理财务收支抽查时,密切注意各机关办理情形。台北市审计处接获该函后以2003年11月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复以2003年11 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2003年0003269号函指示台北市政府各机关,应注意特别费“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然该二函所指之“尚未发生”,经本院依职权向审计部函询结果,以前开2003年函文“缘系立法院于民国2003年11月10日审查91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会中苏委员治芬谘询有关特别费略以:据查有部分部会首长系于月初就直接入帐,根本没有实据或领据报销,是否恰当?请本部说明。本部纪录人员依其谘询意旨,即席记录为‘各机关首长特别费,有于每月月初尚未发生及先行支领情事’。…鉴于上开规定(按:指行政院1998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对于机关正副首长以检具或领据方式结报特别费之支领时间,并未做明确规范,为反应苏委员谘询意见,本部爰转达所属审计单位,请于审核各机关送审凭证或办理财务收支抽查时,密切注意各机关列支特别费是否有苏委员所称情事,…查前开‘尚未发生’乙词,据苏委员治芬质询内容,其意似指:没有凭据或领据报销,月出就将特别费直接入帐”等语,有该部2007年6月25日台审部壹字第0960004606号函在本院卷可佐。

2、“尚未发生”系指“尚未以领据或实据核销而将特别费先行入帐”“尚未发生”一语,原系“审计部”在上开时地经“立法委员”苏治芬谘询时之“据查有部分部会首长系于月初就直接入帐,根本没有实据或领据报销,是否恰当”,该部人员所为整理后之记述,故还原“尚未发生”四字制作背景后,所得“尚未发生”应指首长没有实据或领据即先行入帐,了无疑义,足堪凭信。且以领据核销二分之一特别费部分,月初先行拨付入帐,嗣后再补以领据,参诸前开苏立委之谘询内容,亦非无可能发生。领据之原始凭证及支付凭证性质,表征特别费支出及收付移转之事实,亦即因公支出事项已经发生,证人张哲琛与林秀风均于本院审理中结证称:当首长以领据报销支领特别费后就已经支出掉等语(见本院2007年6月5日、同年7月19日审判笔录)。公诉人以审计部此回覆本院之函文是臆测,且若系如此,审计部人员遭谘询时何不当场答覆云云,容有未洽。公诉人以被告及证人周秀霞、赵小菁、林秀风、沈励强等人于侦查中自行理解所陈述上述函文“尚未发生”之内容,而依此推论“尚未发生”是指未实际支出云云,则被告、证人均非当时函文制作背景参与之人,又非审计专业,自行文义解释所言自不足采为“尚未发生”之真正解释。

3、领据核销即已发生特别费因公支出之事由,不以实际之支出为必要承上亦可看出,领据核销时,即表示特别费已经发生支出事实。职故,特别费乃就首长之因公支出所为个人补贴,其中单据列报之一半,受会计审计机关之紧密查核监督,领据核销二分之一,则授权首长判断使用,一经领据领取,即属公务支出事项已经发生,核销完毕,并无剩余款项可言,业如前述。以领据列报二分之一,已经因公支出完毕,且授权首长使用,是否公用之判断,使用之范围、对象、时间、数额,均尊重首长之决定,会计审计单位不再详究其详细使用之流向、项目,甚至实际上有无支出,均在所不问。此应即“行政院”当初采取领据列报而不以支出证明单之初衷。

(七) 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以领据领取目的亦在广泛授权领用人使用,不问实际上有无支出之佐证 1、地方民意代表之因公所需邮电费、文具费及出国考察费等参以内政部2003年3月11日内授中民字第02003年0002220号函,“查‘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5条规定,地方民意代表因职务关系,得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其健康检查费、保险费、邮电费、文具费、春节慰劳金及出国考察费。直辖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因公支出之特别费。经查上项地方立法机关正副首长支领之‘特别费’部分,同意比照行机关首长,一半实报实销,另一半条领;及地方民意代表支领之‘文具费、邮电费’部分同意民意代表掣据或造具印领清册核销”,而对地方民意代表支领之文具费、邮电费,同意民意代表掣据或造具印领清册核销,其中印领清册之性质,依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10条之规定,乃各机关支付员工薪俸、加给及其他给与,应按给付类别编制印领清册,堪认“行政院”甚至将本需检据核销之地方民意代表之邮电费、文具费等费用,当成薪俸加给直接核发,实际上支出与否在所不论。

2、村里长事务补助费另“行政院主计处”2002年5月31日处实二字第091003901号函以“查贵部(按;指“内政部”)2000年8月28日台89字内中民字第0910004361号函以‘有关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公布施行后,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提列之村里办公费,仍由村里长具领不必检据,至由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提列之村里办公费,其使用仍应依规定检据核销,已就村里长事务补助费及村里办公费应否检据乙节作有规范;另依上揭规定,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中除提列村里办公费外,因可由村里长具领无需检据,自得采存入村里长个人帐户办理’”,“内政部”2002年6月19日台内中民字第0910005430号函亦再次强调依循上开主计处函指办理。是以,村里长需因公支出服务里民之事务补助费之支领,亦以村里长具名领据核销即可,且亦能直接汇入个人帐户核发,事实上有无发生事务补助费之因公支出情况,并不干预。

3、领据具领原应因公支出费用,即在全权授权使用而不再过问实际有无支出及支出结果以上方式均是针对本具有因公支出性质之费用,广泛授权领取人使用,而改以领据方式甚至直接以印领清册核发,不再过问详悉其使用之结果,自亦均足为领据领取之授权支领人自由调度使用之适例,以为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长之实质补贴,不再论究是否确有因公支出之邮电费、文具费、办公事务费之实际支出。既是实质补贴,则非领用人薪资之一部,无从为强制执行法规定之强制执行客体,自不待言,亦不能以该等款项不能强制执行而推翻其不具实质补贴之性质。

(八) 公诉人实务上亦遵从领据领取之特别费半数流向不予介入追究 1、公诉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领据领取工作奖金却用为零用金部分,未追论实际有无支出及使用流向尤其,公诉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不实工作奖金领据支领特别费5 万元零用金部分,起诉书亦以“因以市长特别费犒赏核销之会计程式至此已全部完成,故余文按月领得5万元后之实际支用情形嗣后均无从稽查”等语相应,公诉人显然知悉领据核销之会计程序完成其制度设计及意旨,不予介入查察,否则以余文中阶公务人员收入固定,公诉人何不以同一清算帐户方式,详究共同被告余文有无不正常收入入帐、上述5万元资金究否均支出使用于公务,应非难事。

2、公诉人在本院另案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渎案件,就领据领取“国务机要费”中机密费部分之资金流向,亦未逐一详加探究另征以本院另案2006年瞩重诉字第4号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污案件,亦系由同一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黑金查缉中心负责侦办,其中之该案所涉“国务机要费”机密费部分,起诉书以“惟查‘总统府’长久以来并未为‘总统’编列一般行政机关首长所得运用之‘特别费’(卷附之‘总统府’预算书参照),所以惯例上均将“国务机要费”视同‘特别费’处理,部分于月初即以领据领出,部分则须检具发票等单据始能申领等情,业据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证述属实。故‘机密费’部分仅以‘领据’而未检具单据领取,纵有违相关之审计法规,亦难认有刑法上违法性之认识,自不得仅因具领时未检附单据,即遽认有不法所有之意图。况讯之马永成与林德训均证称‘机密费’每年用于三节犒赏文武百官之固定开销均达八、九百万元以上,另其二人亦坚称确有使用部分机密费‘F案’等秘密外交等工作,已如前述。此外,此部分并无发票等书面资料可供查核单据之真伪,另经核对第一家庭成员之银行帐户往来明细,亦未发现每月请领机密费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之情形,故此部分亦查无具体事证足资证明有人犯罪,并此叙明。”(以上引自该案起诉书)。显见同属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黑中心特侦组”之检察官,对领据领取部分之特别费或“国务机要费”之机密费部分之实际流向,亦知悉应谨守不予详究追查支用情形之原则,而从宽采信被告等辩称因公支出之流向及对象。否则以现金领取特别费或“国务机要费”之机密费,即可因家庭成员之银行帐户往来明细,未发现每月请领费用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可免受详究,事理岂非倒置;纵使以现金方式领取,未于每月领得后帐户旋有相应款项入内,亦可详查各该相关人士有无非属正常收入之金钱入帐。故足以观出检察官于实务处理上系遵循领据领用之特别费,授与首长使用,内部预算监督之会计、审计依例尊重,司法亦不欲介入干涉之原则。

(九) 特别费之领据具领须领取人当时居首长职位而非已经实际支出为必要特别费为实质补贴,首长执行公务具有领取特别费之资格而以领据领取时,会计审计部门即授权首长弹性运用而核发。“最高行政法院”2002年度判字第1857号行政判决,已陈明“特别费之支给旨在补助县市政府主任秘书因公所需之酬酢事宜,具有补助执行公务之性质”,同样亦认特别费有补贴性质。且本案仅系原告请求给付其调离主任秘书时之薪资时,该院认原告调离当时未实际执行主任秘书职务,而无从请求特别费之领据领取半数,与本院上开认定不相违。另该判决论述未细分条领及检据领取,亦未详酌历史沿革及资料认定特别费之属性,何况证人石素梅于本院审理中亦证以:“领取特别费当然是要有首长的身分,“行政院”对于特别费领用的时间点并没有规定”(见本院2007年7月23日审判笔录)。公诉人持本判决论特别费非实质补贴,容难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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